思想解放是改革的前提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336 条全面改革，社会各界对改革红利的祈盼热泪盈眶。转眼已经过去 5 年，改革红利释放远低于社会预期，改革局面趋于“沉闷”。
改革僵局，再加上中美贸易战，令社会各界陷入空前焦虑，股市一跌再跌。
回顾 40 年改革开放历史，每一轮改革都始于思想解放：
• 没有 1978 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和80 年代的改革开放
• 没有 92 南巡，就没有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于当前步入深水区的改革而言，思想解放是能否重启改革的关键所在。
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说：
我觉得首先第一条就是要解放思想，现在的改革推进难，突破难，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思想解放不够，就是总书记讲的解放思想是永无止境、改革永无止境、思想解放也是永无止境。所以就要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在要创新了，你要围绕创新来去改革，你不解放思想是不行的。
89 岁的“改革老人”高尚全也说：
• 改革 40 年来最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我想就是解放思想。正因为解放了思想，我们在改革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取得了新的突破。所以可以说，40 年改革的过程也是解放思想的过程。
•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就是邓小平同志对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评价。邓小平说，这个文件好。好在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讲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一些新话。
思想解放需要各界一起努力
思想解放事后看都很简单、讲的都是常识，但其实每一次“回归常识”的思想观念突破都非常艰难，需要各界付出艰辛努力。以 90 年代初的思想解放为例为例，当时中国改革开放遭遇最严重的一次挫折，经济增长急剧缓慢，国内市场疲软，国外受到西方制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有担当的国之栋梁推动了思想解放：
• 1989 年吴敬琏写成《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许多家出版社不敢出版。直到 1991 年下半年，中国财经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辑在此书出版批文上签下了各自的姓名后承诺：“一旦有事，共同承担”。
• 吴敬琏回忆说：
我在 1990 年 7 月（在中南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跟人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位领导同志还在我的报告上批示——‘市场就那么灵吗？’会后人们把我叫‘吴市场’，其实当时是一种贬义。
• 1991 年 2 月 15 日（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皇甫平评论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和后来相继问世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四篇文章，锐意推进改革开放，犀利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冲破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大胆提出发展市场经济，在当时引起了强烈争议。
• 1991 年 10 月至 12 月中央密集召开 11 次专家座谈会。每次会议均由江泽民主持，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其中一些会议。江泽民在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这个座谈会是内部研究，他在每次会议过程中都有简短发言或插话，多次引用参会人员的观点，并就一些问题提出了初步意见。会议充满自由讨论的气氛，会议没有桌签，与会专家到会议室后自由选座位，发言顺序不是预定的，都是临时要求发言，还可随时补充。多数人都不是念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敞开思想着重讲自己的意见，也有即席发言，一般要求会后提供书面发言稿。
• 1992 年 1 月 18 日 - 2 月 21 日，对各界争论观察良久的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一锤定音”，迅速引爆“新一轮改革”。
50 人论坛打响思想解放第一枪
各界祈盼新一轮思想解放之际，谁来打头阵？50 人论坛当仁不让。50 人论坛备受瞩目，不仅因为刘鹤是发起人，而且因为论坛拥有吴敬琏、吴晓灵、杨伟民等影响力十足的人物。
9 月 16 日，50 人论坛召开“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暨 50 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澄清了当前束缚改革的一些重大认知问题，可谓酣畅淋漓的及时雨。
不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经济就会出问题
88 岁的“吴市场”吴敬琏说：
• 我认为 40 年的主要的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在这 40 年中，凡是我们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这种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的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了减慢甚至出现了倒退。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教训。
• 1992 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 50 条纲领，确定了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提议，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得中国经济真正腾飞了。
•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21 世纪初期，特别是 2005、2006 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就是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
稳增长只会加大风险
在贸易冲突的背景下，刺激、宽松信号再起。对此吴敬琏提醒：
• 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就增大。那么有没有出路呢？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这些决定，看来落实不是很容易的。我建议一下我们 50人 经济论坛可以一项一项来讨论，上一次我已经说过一次，336 项一项一项的讨论，需要调整的就调整，在我看来总体来说是适当的、是正确的。
对刺激的依赖，也引发社会对改革诚意的质疑。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说：
• 最近一个时期社会上对改革的质疑多了起来，这里边有来自国外的，也有国内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新时代不是要还改革，而是必须要加快改革。也不是小改革，而是要全面深化。不是虚改革，必须要啃硬骨头。不是假骨头，必须落地有声。
• 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个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 336 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痛批“经济恐怖分子”吴小平
近期“吴小平”提出私有企业应该“退场”，引发舆论鞭笞。
• 吴敬琏：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应该坚决的贯彻。现在出现有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位。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
• 杨伟民：
今后我们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像国企、国资、土地制度、农村宅基地、科研人员拥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等等，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 杨伟民：
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直言：
• 大家都在主张、呼吁、期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那么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有没有标志性、试金石性的改革，有没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有没有真正让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我想改革可能如果有的话，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可能是一个领域。
• 最近这几天，吴小平的这篇文章观点引发了很多讨论，固然和吴小平这篇文章观点比较糊涂、错乱有关系，当然也和当下，大家特别是民营企业有一些担心有关系，和对一些经济政策的不甘心，或者说的更重一点，不满有关系，信心不够，担心可能是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法制的不健全的担心，对于产权真正保护的担心，有一些意见可能主要也体现在对减负负担没有明显减下来、融资贷款仍然很难有关系，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
• 非公经济提供了 50% 以上的税收，民营企业创造了 60% 多的 GDP，民营企业提供了 70% 左右的出口，民营企业创造了 80% 左右的就业岗位。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如果在这些认识上、在这些探讨上有进步，我想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我说完了。
对这个问题最为忧虑的当数民企企业家群体。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说：
40 年改革开放，我的观点是政府应该逐步退出在经济中的作用。其实今天所有的困惑、所有的争论，所有大家的对立和差异，政府在经济里面的作用，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进程当中，该扮演什么角色，其实本质是这个，国企我不认为是问题，国企的问题来自于政府，政府又是一个要素的组合者、参与者，国企又是它的一个腿和它的一部分，其实政府的强势是通过政策、通过要素，同时又有国企在扮演角色。我认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下一步的开放，中国所有的问题，四股力量中政府应该处在什么角度上，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其实大家都心里是明白的。
“中关村之父”段永基也呼吁：
• 改革要深化还得进一步解放思想。目前的经济形势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感觉到的是形势日趋严重、信心大减，四个字“哀鸿遍野”，所以到底深化改革怎么搞？确实现在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被调到国有企业干过，市委市政府很重视让我干，但是组织部的意见是，让段永基管中关村是黄鼠狼看鸡窝，我们就不明白，我们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毛泽东思想抚慰的，我们怎么成黄鼠狼看鸡窝了呢？所以不是那么乐观，国有企业混合经营下，我们也是很难的。
• 我们老讲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经济基础，如果国有企业是八路军，至少民营企业是新四军，可是老把我们当忠义救国军，就给番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产权制度改革思想不解放，阻碍了深化改革，希望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多做一点重量级的呼吁。
减税势在必行
当前各界对改革、减税的呼吁已达到沸点。
• 楼继伟：
我们回顾一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比较典型的是“里根新政”、“撒切尔改革”等，都是结构性改革，都是危机推动的被动改革，不改革就做不下去。“撒切尔改革”的时候，英国叫做“英国病夫”，“里根改革”的时候，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超过 70% ，企业不愿意投资，经济出现危机。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是总体来看，改革还是要完善，改革的步伐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 盛洪：
我们要提出一个警告，我们的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我们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不能用“运动式执法”代替改革
当前官场出现一个现象：官员不作为；不作为导致问题和风险，然后就诉诸“运动式执法”、“一刀切”。这在金融、环保、去产能等领域都引起了企业的投诉。楼继伟说：
• “三去一降一补”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去产能”就下指标，给各省下指标。这个就是采取传统的办法，靠行政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
易方达基金总裁刘晓艳说：
• 所有的各个部委、各个条线的改革措施，是不是应该更加统筹一些。当你规范的过程当中，堵后门、侧门的时候，前面要打开。各种改革规范措施，能不能考虑不要叠加。打企业打一拳可以，连续打五拳，不是变得更健康了，可能直接就趴下了。这种要考虑。
• 对历史性的一些问题，还是要有一些尊重，有些问题是 30 年，甚至更长时间形成的，想用短短一两年时间去改变，有时候治病用重拳，这个不太符合中医的原理。
• 法制没有问题，非常欢迎用法制，要解决两个前提，科学立法，有些时候，特别是一些行政规章，没有那么科学的时候，去严格地执行，其实行政管理要有一定的解释权的，而且这个解释权最好是职能部门和职能岗位去解释，如果说你是换了一个非职能的部门和非职能的岗位去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执行起来，整个社会就会绷的很紧，没法再做下去，所以这一点是不是也是整个改革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要不然的话，有些政策为什么一出现会觉得哗然，觉得很奇葩，谁在解释一些行政规章，怎么样做到更科学的立法，这是我们整个法制化的前提。
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是要素市场
杨伟民认为：
过去的改革我们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是相对于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明显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地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减税更须“减机构”
如何从“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过渡，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李克强总理曾言，“养了人就要管事啊”。可见，政府自身的“精简”是绕不过去的。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说：
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我们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我们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是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一样粗的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警惕渐进式改革的后遗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了与俄罗斯“休克疗法”截然不同的渐进式改革。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渐进式改革的挑战日益凸显。王一鸣说：
中国的改革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我们过去自以为是比较适合国情的，就是在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我们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一块体制外力量，倒逼国企改革。改革现在也带来一系列后遗症，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这种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所以你会发现，改革过程中时不时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干预又会强化，就是存在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
“国进民退”后果堪忧
最近几年，在四万亿、去产能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出现新一轮“国进民退”趋势。2016 年国企占据 78% 的新增企业贷款，而民企只占新增贷款的 17% ；但是 2017 年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只有 9.9% ，远低于民营工业企业同期的为 19.6% 。国家金融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忧心不已：
• 最近随着整个经济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国进民退这个事情比较突出。我接触了一下广东，尤其是深圳管国资的领导，以及浙江管国资的领导。得到的印象是说，他们这几个我们印象中是民企，民营资本是最发达的大本营，现在国资在凯歌行进，觉得这是不得了的，赶到一个好时候。
• 大致上四个原因。第一，整个形势今年是有变，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第二，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相对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在上游的赚钱，国企赚得不得了，那是因为供不应求。但是广大的民企是在中下游。第三，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民企大多数靠影子银行来融资，资管新规是断了它的财路。第四，虽然说我们的主流政策上强调要给小企业、要给民企不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这一轮我觉得民企是寻找国企做庇护伞。我宁愿说它是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
• 弊端恐怕也是显然的，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定论吧，国企的效率比民企普遍还是低一些的。目前看起来收益率不错，但是是很特殊时期，而且是在政策保护下得到的。不能因此就觉得它怎么样了。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改变之后，开始派领导了，开始往这样一些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有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 这正是一个契机，是我们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契机。国企改革实际上我们是有现成的章法的。第一，管资本不管企业。第二，混合所有制。也借这个机会搞一搞混合所有制，因为国企改革这两个方向应当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 我觉得借这样的机会我们恐怕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在这样一次浪潮里，我们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的话，过两年后果是比较令人堪忧的。
法治才能避免“黄宗羲定律”
改革势必会突破法律法规，但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有不能不遵守法律。这似乎是一个两难。更令人忧虑的是：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一些部门将法律当成“挡箭牌”或者出现“部门利益法制化”。
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呼吁：
•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赏罚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
• 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不能因为贸易战打乱改革开放步伐
中美贸易战是一场世纪博弈。中国应该以怎么样的心态面对特朗普的磨刀霍霍？
中国社科院张曙光认为：
• 孟母三迁。等到孟子长大，读私塾，成为大儒，世称雅圣。可见孟母眼光之远大，心胸之开阔，决策之明智。这个故事说明，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学习和成长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正可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一样。
• 从 1949 到 1978 年，我们实行了一边倒的国策，与苏联和东欧国家为友，并与之结盟，进而国内政策也以其为楷模。搞了 30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结果反复折腾，几经危机，老百姓还填不饱肚。政权的合法性还发生动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改变了国际战略，对发达国家开放，与发达国家为友，向发达国家学习，也推动了国内体制和政策的调整，结果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面貌也大为改观，以至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这就是 40 年的基本经验和基本道路。
• 集 40 年之经验，全方位开放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在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以前，这个主要方向不能动摇、不能改变。在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可能更不是问题。向其他方向的开放，不应喧宾夺主，更不应成为改变和对抗主要方向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