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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中关村看做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
试点区、破冰船、先遣队、先行区。
他自称自己是中关村人，从读书到工作，
近40年始终是中关村的“莫逆之交”。
“中关村发展有三个里程碑”
他深情回首中关村的风雨之路。
“自主创新不是造名词”
他首度揭秘中关村创新发展的背后故事。
在光阴的长河中与中关村深情对望，
在创新的浪潮中为中关村倾注心血。
宏观视野，超前谋划，
亲身见证，亲手推动……
如果说每个十年中关村
都树立起了一块里程碑，
那么，上面定会有他和他那一代人
烙印的“铭文”：
薪火相传，赤心永恒！
中关村面孔：
原国家科技部秘书长、
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社长张景安
全文字数
3671字
阅读时间
8分钟
问：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30周年，请您首先谈谈最初是如何构想建立中关村科技园区的？
张景安: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最早构想应该是和中国改革开放密切相关。1978年科技大会实际上是科学的春天，解放了科技生产力，解放了人的的智慧，开始创新。实际上，80年左右，整个中关村是中国科技的一个心脏，大量的科技人员都在这，当时国家科委提出，让科技人员无所畏惧的探索真理，实际上就是消灭一些不必要的障碍。在这个时候，中国科学院派代表团到美国访问。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比较穷，出国还比较少。我印象中第一个代表团出国是政治局批准的，有陈景润、陈春先，陈景润有病不能出国，陈春先带着出国，回来之后，他们写了一个报告，最大的感触就是看到了硅谷，认为硅谷科技人员直接办企业进行产业化，这可能是一个方向。所以陈春先回来以后就向中央报告，他愿意搞科技转化的一个区域。国家科委当时非常支持，方毅同志亲自见陈春先。
在这个时候，新华社报道了席卷全球一个大的讨论，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还有一本书叫《大趋势》，观点是，未来科技的发展可能要改变世界，改变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将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全球竞争的态势也将是全新的。这个报道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关注，那是1983年，邓小平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拨乱反正。那时既有老一代革命家的激情，又有新一代的锐气，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我印象中，国务院成立了一个小组叫做新技术革命对策研究小组。全国两百多个专家进行一次新技术革命的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一个组就谈到了新技术革命，像硅谷，中关村也应该成为一个智力密集区，当时我写的简报。我们就向中央报告，在中关村智力密集区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解放第一生产力，进行创新，未来，希望中央政策超前部署，发展中国的新兴产业。这就是最早新技术革命挑战提出设立园区。从那个时候，科技部历任的党组和领导都把园区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地来做。
问：据说当时专门做了一个相关课题？
张景安：
部里关于中关村有很多课题，我印象最深的是民办科技。中关村创新实际上是科技人员自己创造。所以当时陈春先出来了，中关村有一批人出来创办高科技企业。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进行调研，就是如何有一个园区来为他们服务，使他们这些企业能够茁壮成长。那个时候政策环境第一，民办科技是个体户，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还有很多的障碍。第二，他们是从单位辞职的，当时对单位辞职办企业在相当一些人来看，觉得是不务正业。再加上他们也没钱，那个时候都很穷。是不是允许？能不能注册？社会的环境的舆论，资金的来源以及政策都有很多的问题，因此宋健同志就把我找去说过好多次，说得给他们想个招，让他们发展。后来，中关村成立民营实业家协会，我当常务副理事长，一直当了30年，所以说科技部对于研究创新企业在园区里如何发展的政策环境，从1983年就开始一直不间断。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兴办园区，兴办高科技企业，为科技人员民办企业开辟了道路。
问：作为火炬中心主任，是您建议将新技术实验区改为科技园区，那个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张景安：
我上任之前，我们有50多个高新区，做的不错，但是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很多园区遇到困惑，往什么地方走？这个时候尤其是印度的班加罗尔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软件在世界上崛起。我们国家科委就非常着急，总书记对此非常的重视。我们就憋着一口气，中国高科技应该上去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上任。当时我也做了一些国际的调查，第一我们要成为一个创新的基地，第二要国际化。高科技不国际化，那就是死路一条。科技成果商品化，科技商品必须产业化，科技产业必须国际化，必须要这么走，因此就要给国际接轨。我就带着这个想法，上任第一天就找到北京市。我说中关村要有一个新的里程碑，要建设一流园区，要国际化，要作为创新的示范区，要由试验区到示范区，就找到了赵凤桐，请他给北京市委领导汇报。火炬中心提出这一个观点，与所有的人都不谋而合。我们通过八、九个月的调研，形成了中关村高新区的报告。我给国务院领导同志汇报，说我们叫高新技术开发区，硅谷叫科技园区。我们应该批一个科技园区的报告下来，我们的高新区，开发区就是国外的科技园区，Science Park这就很简单，叫高新开发区外国不知道你什么东西，无法进行交流。中关村要做世界一流的园区。我们引进硅谷一些模式，不是学硅谷，而是要和硅谷竞争，力争未来我们要胜过它。
问：您作为火炬中心主任，在支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方面做了哪些开创性的工作？
张景安：
我当火炬中心主任的时候，孵化器是第一个抓的。为了做好孵化，第一把硅谷的金融创新文化、创新精神引过来，加上我们中国文化，使我们创业有一种精神。为了让这种精神能够进到我们的孵化器，我们召开了一个世界孵化器大会，对整个中国的孵化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二，发现孵化器要跟金融结合，没有风险投资不行，当时我们发现硅谷的三要素，一个是它的创新文化，第二斯坦福有人才，第三有风险投资。而我们当时没有钱，那想筹钱怎么办？所以引进风险投资。另外，我们还成立了全国的风险投资专业委员会，推动风险投资与园区的结合。当时中国的风险投资还缺乏经验，缺乏人才， 20年过去了，我们一大批当年搞风险投资的现在都是大咖了，所以我们一代风险投资人和创新的园区同时成长。
再一个就是国际化，国际化要求走出去，我们组织很多培训班，园区主任到全世界去培训。当然今天已经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但是当时的“走出去”对于促进改革开放起了很大的作用。
问：中关村科技园区变成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您有参与吗？
张景安：
又过了10年，到了2009年，那个时候我们提出来，中关村应该上新台阶。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创新大会，提出了创新型国家，自主创新成为我们国家战略。我们为什么叫自主创新呢？是有一个原因的。90年代初，宋健同志找我，说中国高新区开始做，你负责民营科技，你到广东去调查制造业，好的企业，看看多少个专利是自己创造的，多少专利是过期的，多少专利是花钱买的。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智慧，自己的专利，来撑起自己的企业，这将为中国撑起国家的脊梁。他说自主创新不是造名词，这具有伟大的意义。一定要鼓动更多的人搞自主知识产权，不是买的，不是过期的。因此自主创新就是创新，自主创新是一定阶段的产物。创新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主旋律，在这个时候，中关村就要做示范，叫自主创新示范区。
回顾中关村走过的道路，三个里程碑，三次国务院的批示，一个是1988年中央调查组，调查中关村以后，批准了中关村新技术试验区，这是我们中关村的第一个里程碑。第二个就是建设科技园区，使得我们中国出现了一批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出现了一批具有特色的创新园区，这是我们第二个里程碑。中关村的第三个里程碑，就是2009年自主创新示范区。因为中国要进行创新必然要有示范，中关村要对全国示范。现在呢，进入新时代，中关村要扛起引领科技强国的重任，励志能够引领世界未来发展的历史重任，应该是又一个里程碑，中关村一定能够做得更好。
问：30年，中关村从一棵小苗长成大树，那么现在很多人在拿中关村和深圳比较，在自主创新的潮流中您又是如何看两者的关系呢？
中关村跟深圳不是一个层次，不是一个概念，中关村软件多有点像硅谷，深圳制造业多，未来，中关村应该跟深圳合作才能推进彼此的发展。所以华为也把研发中心、软件开发放在中关村。微软也建了3000人的研发中心。未来，中关村有可能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研发中心的创新中心，而深圳有可能成为制造业高科技产业中心。它们企业类型不同，珠江三角洲是世界制造基地，中国制造工厂，将来两地应该是协同创新的局面。
问：您刚才更多谈的是技术创新，中关村在制度创新方面也做了很多探索，您觉得未来的30年中关村在制度创新方面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张景安：
未来的发展我们遇到的挑战有以下几个。
第一，要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就要有世界一流的人才。中关村不仅要吸引中国留学生，还能够吸引世界留学生，而且能够吸引世界一流的人才，只有能够使世界的一流人才都愿意到中关村来，才能算是世界具有影响力的创新中心。所以除了生活条件之外，还需要一些制度的设计，一系列的服务，这还要做很多的工作。
第二，中关村应该要引领世界产业、引领未来产业。它要与世界巨人同行，要站在世界巨人肩膀之上，才能做到最好。但是现在我们好多产业能不能够国际化，还需要很多制度的设计。
第三，这个时代是一个协同创新的时代。只有协同创新，能够整合全球的资源，你才能站在最高峰，才能引领世界，才能肩负起创新强国的中国梦。跟国外合作还有很多的障碍，这里边很多问题需要政策解决，交通畅通无阻、手续畅通无阻，一整套都要畅通无阻，但这还有相当的难度。
第四，关于知识产权，我们得有一个知识产权的制度。但知识产权是相当的复杂，它复杂在哪呢？过度保护就形成垄断，不保护影响创新，要恰如其分。
第五，关于金融问题，监管既要自由又要加强，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再一个，我们要在诚信方面做出一整套的制度安排。
最后一点就是环境优美，软件硬件是不是能跟得上？人的素质是否能跟得上？
我认为这几个问题对政府是巨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