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在30年时间之内，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95万亿元人民币，平均增长高达9.75%，经济总量是改革初期的14.9倍，国际贸易量超过2.1万亿美元，是改革初期的10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1.8万多元，约合2500美元，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约1479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上世纪50年代的40多岁提高到今天的72岁，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也从第十位一路跃升到第四位。
奇迹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同样的增长奇迹在全国很多地区都先后出现，即便在甘肃的定西地区，这个被联合国有关专家定义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贫困地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经济总量在过去30年增长了10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8.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约6.8倍。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衡量，都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大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总结发展现象的永恒主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由穷变富，以及如何实现由穷变富，怎样防止富国由盛到衰。发展似乎是有规律的历史现象，但发展的原因有时让人困惑，发展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
从中国变化的实际出发，我们看到，准备转轨的巨大经济体在最初经历了危机和重创，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对传统思想观念批判和要求变化的强烈社会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发动改革的新思想获得了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正确的重大决策使得思想解冻转化为发展的实践。
在正确的战略方向指引下，成功的案例和各类激励因素不断积累，相互激发，铸就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持续和超常规的增长现象成为标志性的特征。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从大的方面来说，关键是走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在解释成绩的原因时，我认为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1、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
历史反复证明，重大的危机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好的社会共识是历史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动乱”，那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
如果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作用，中国人认识到了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严重恶果和悲剧结局，也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可怕危机和噩梦。
摆脱贫困和结束动乱，是全民族的强烈愿望，推动改革和开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强烈期盼。
这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社会共识。邓小平同志的正确决策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需要看到，经历“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痛苦磨难和深刻思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认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
全民族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创新与激励、权威与民主、中国与世界等问题的理性认识，则是历史给予中国极其宝贵的国家财富。
和历史上大部分崛起的国家一样，中国经历了危机催生复兴的历史过程。
比俄罗斯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选准了经济起飞的战略方向。
2、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
中国改革之初，恰是国别经济走向全球经济的转折时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经无力承受高福利的成本负担，大量产业需要转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中国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和诸多条件。只要坚决开放，就可以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关键在于决策。这就是当时世界的长期供求格局。
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
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
更为重要的是，对外开放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
在这一进程中，历代领导人的正确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以往开放的历史记忆、海外华人、国际研究机构和企业家的智慧、一批学者的探索功不可没，沿海地区一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勇于实践的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则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建国后打下的基础和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则起到支撑作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3、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
中国坚持自己的特色，没有盲目照搬西方模式，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但也认识到市场机制发育的长期性和目前存在的不完善。
如果从大的方面回顾，改革最为核心的变化是承认各类产权主体的物质利益追求和保护合法的经济利益。
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安徽和四川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从农村改革进入国有企业的改革，直到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税制改革，以及最近推出的金融体制改革，凡是改革成功之处，都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坚持了市场制度的信条。
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非常务实，因为两者最终都是为发展服务的。
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
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
4、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
政治和经济从来没法分开，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从改革后历代中国领导人都把政治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承受脱离实际的政治风波，中国历史、文化和其他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径。正确的道路是逐步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加快实现依法治国。
政府重视发挥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重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当然这里肯定的是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前提下的合理政府行为。
各级政府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证明失败的路线没有必要再重新论证，重要的是务实地、符合规律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和享有全面发展的权利。
当然，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扩大民主的要求会日益加强，这是未来发展的崭新课题。
5、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是文明的起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问题是，在全球市场分工体系中找到和发挥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后发比较优势明显存在，主要包括：工业化加速产生的巨大市场规模优势、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落差优势、高储蓄率、国际资本流动等。这些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相结合，成为巨大的增长动能。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从地理位置优势、劳动力素质到产业布局优势和成本优势。比较优势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现象，发展初期的不利条件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会逐步变成新的比较优势，这是快速发展大国中比较普遍的区域发展现象。
如果相对落后地区找到了适合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商业模式和具备融入市场体系能力的话，这些地区就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轨道。
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每个成功的省，甚至各个成功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激励经济发展的不同变量作出了极不相同的贡献，但在本质上又有相似之处。
6、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
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
“和为贵”的思想和包容多样的风格自然地和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不断扩大的作用，成为看不见的又时时可以感觉到的国家软实力。
在中国不同地区成功的背后，通常的解释变量离不开资本形成、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或政府政策、技术创新或生产组织创新、重大的外部机会等经典因素，但如果追根问底，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变化时，解释变量往往要回到历史文化因素中去寻觅。上海、广东和山东发展模式明显不同，这是地理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区别。
一些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指出的历史沉重记忆和文化沉淀，在发展初期似乎是阻力或包袱，但当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发展理念发生根本变化后，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全球化的新趋势结合，则转化成为巨大的发展动力，现在的确需要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祖归宗。
总的来看，中国出现的增长奇迹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凝聚社会共识、调整激励结构、发挥生产要素价格相对比较优势和文化潜在力量的结果，其道理直白而深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