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历史反复证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今年以来，外国政要密集访华寻求交流与合作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过去，对外开放是中国取得卓越发展成就的制胜关键；如今，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承载了哪些新使命和新要求？中国应如何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助力高质量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共同繁荣？近日，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的百川论坛“第二届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系列研讨会”在深圳前海举行，与会专家就相关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百年大变局下更要“拉手”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超级全球化’正面临一种‘有限全球化’的挑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从国际局势现状着眼，分析了坚持高水平开放的客观因素。
图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他认为，一方面，在经济民族主义的推动下，西方世界将经济和产业问题泛安全化，导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循环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另一方面，在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大搞经贸和技术系统“脱钩”之时，世界迫切需要中国提供“开放”这一当今世界最需要的国际公共品。
而从自身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改革、开放、创新这三大法宝，其中开放尤为重要。“开放是改革和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中国过去的几十年都是以开放促改革。改革的动力往往来自开放，更大的开放才能倒逼改革。”郑永年说。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看来，要做到中美“挂钩”不“脱钩”、合作不对抗、开放不封闭、有饭大家吃，两个大国真正走向合作共存。同时要把握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在基础技术实力上跟上不掉队，在新基建上加大追赶，在应用场景和平台上开放竞争，在连接和应用上扬长避短，以中国的发展模式在数字赋能、绿色赋能和科技赋能中走出一条新发展道路”。
高质量发展需要制度型开放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对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阐释了开放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需要开放，这个开放的过程是和平互利双赢的。”林毅夫表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高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也会给其他国家提供一个越来越大的市场，帮助他们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做好外资企业服务工作，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中国期望在市场型开放的基础上实现制度型开放，走出一条以开放、创新驱动改革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对此，张燕生认为，中国要打造一流的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要加强金融、人才和科研以及法治、制度和规则的建设，以“放管服”营造便利化，尽快补齐短板。他还指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这三个经济合作圈对中国未来的开放至关重要，CPTPP将推动中国制度型开放，DEPA将推动中国数字经济的开放，有利于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对接。
全球市场要维护多边体制体系
近年来，一些国家想强推“断链脱钩”，构筑所谓“小院高墙”，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逆流”。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原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看来，这是由于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不确定性造成的。“要特别重视加强沟通，加强国家、企业、人民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重新建立相互信任。”龙永图表示，中美没有历史的恩怨，两边的民意基础很好。现在中国和美国的经贸关系依然很紧密，每天上万个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频繁交往。一定要营造良好的民意气氛，使中美外交有更大的空间和回旋余地。
他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际上为新的全球化指明了方向，中国在全球化方面起的作用就是坚持维护现有的多边体制和多边规则体系。他建议要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基础、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同时加强中美两国关系的经济基础。
对此，郑永年认为，规则的制定权已成为中美竞争的核心，中国最有效的应对方法就是实施开放，不仅要聚焦投资贸易的数量和质量、技术升级创新等传统问题，更要注重话语权和规则问题，强化“规则就是生产力”的意识（陈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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