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了竞争中性原则。这一重大提法，舆论关注却不多。笔者看来，竞争中性原则，将是继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中国未来改革的最大突破口。

历史起源

“竞争中性”（Competitive Neutrality），最早起源于澳大利亚国内经济改革，由1993年澳大利亚国家竞争政策调查组《希尔默报告》提出。1995年澳大利亚正式实施，并在《联邦竞争中性政策声明》明确了该政策的具体概念、相关原则和制度安排。2009年经合组织（OECD）采纳了该原则，最终获得美国认可，并被推广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国际贸易谈判中，成为国际经贸通行规则。

主要内涵

22年来，“竞争中性”衍生出“澳版”“OECD版”和“美版”三个版本。

“澳版”竞争中性。主要体现在1996年的《联邦竞争中立政策声明》。具体含义是：在政府重大商业活动中，政府不能凭借公共部门所有者的身份，利用立法或财政权力，获得优于其他私人部门竞争者的完全竞争优势，在非盈利、非商业活动中则不适用此原则。“澳版”主要针对国内市场，强调国企与私企的公平竞争。

“OECD版”竞争中性。主要体现在2012年发布的《竞争中性：维持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公平竞争》，并明确了竞争中性的8个原则：简化国有企业经营形式、核算特定职能成本、给予商业化回报、厘清公共服务义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债务和补贴中性、公共采购中性。

“美版”竞争中性。在“OECD版”成为国际贸易原则后，美国积极将竞争中性政策作为贸易谈判武器，尤其是将靶子对准了谈判对手的国有企业问题，要求取消国有企业补贴，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严格的劳工、环境标准，试图重新调整和塑造现行国际贸易规则。

总的来看，国际通行的“竞争中性”的内涵是指任何企业不因所有权而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都普遍限制政府非中立地干预国企与私企的公平竞争。从具体措施来看，主要包括监管政策中性、税收中性、融资中性等方面。

发酵为焦点议题

在各种国际贸易谈判中兜售竞争中性原则的同时，美国再三指责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违背竞争中性政策。特别是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反复提出中美间的“结构性问题”。

当前，中美贸易谈判已举行了数轮。商务部长钟山在部长通道上就坦言：“磋商过程是非常的艰难，也很辛苦。”其中，最为复杂、最大难题就是上述的“结构性问题”。2月6号，特朗普谈及中美贸易谈判时，就强调：与中国的协议，必须包括“结构性变化”。在美方看来，这个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就是中国没有遵循国际通行的竞争中性政策，制定了歧视性规则和各项产业政策，指责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是通过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获得的，并由此评估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与此同时，美国联合日本、欧盟重新主导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在各种国际场合，频频力推“国企扭曲竞争”和“竞争中性”等话题，使之发酵成为国际贸易谈判的重要焦点。2018年9月25日，美、日、欧三方贸易部长在纽约发表“关于第三国不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工业补贴和国有企业、强制技术转让政策和做法等”多个联合声明，矛头直接对准中国。10月5日在阿根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上，用专门报告讨论国企对市场竞争的扭曲和不公平问题。2018年G20峰会上，又再次作为重要政策议题进行讨论，借机对中国施加压力。

中国的回应

2018年10月份开始，中国在不同场合进行了表态回应，竞争中性政策议题为国内所熟知。10月14日，央行行长易纲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表态，称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这是中国对“竞争中性”首次正面回应。第二天，国资委发言人彭华岗谈到：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的政策与“竞争中性”相一致，并指出我们也提倡‘所有制中立’。”11月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也表示：“今后将采取竞争中立政策，对内资外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一视同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到了12月，竞争中性原则已上升到了中央政策层面。12月19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12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则明确指出：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招投标、用地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和大中小企业一视同仁。至此，竞争中性原则已正式作为国家重大政策。紧接着，这一原则又写入了国务院和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竞争中性原则，短时间内被中国所接受，并进入到中央决策范畴付诸实施，体现了相当紧迫性和极端重要性。

重大改革意义

从国际来看，竞争中性政策已成为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重要武器，矛头主要对准中国。但从长远看，由于竞争中性原则，标志着市场开放程度，已成为国际贸易谈判的通行规则，将对中国与全球的经贸往来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中国在参与国际经贸谈判中，将不可避免受到竞争中性原则的影响和评价。这时候，引入和接受竞争中性原则，既是对美国指责“国家资本主义”的积极回应，也是在努力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有望缓和贸易摩擦、增强国际合作、减少制度分歧。

从国内而言，竞争中性原则的确立，也是国内改革的现实需要。当前，在政府关系、政策支持、税收补贴、金融信贷等各方面，国企享有较大的竞争优势，而民营企业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去年以来，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民营企业生存困难问题，传达出支持民营经济的强烈信号。可以说，竞争中性原则的确立，将有益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同台竞技，既是对国企改革的重大推动，也将为民营经济发展带来实质性利好，更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重要动力。

中国版猜想

显然，中美双方对竞争中性原则的理解并不同。易纲就说，在进一步的国际谈判中，在接受竞争中性原则的同时，要坚持世贸组织的“所有制中性”的传统。彭华岗的回应也称，中国提倡“所有制中立”。因此，竞争中性原则的“中国版本”，将会是以“所有制中立”为核心内容。具体而言，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将会积极反对因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设置不同的国际规则，尤其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歧视性待遇。在国内市场改革中，将会吸收“澳版”模式，允许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同时限制政府非中立地干预国企与私企的公平竞争。特别是在立法政策层面，将会大力破除偏袒国有、歧视民营的制度性障碍，同时加快国有主导行业向竞争性市场开放，让更多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进入。

总之，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竞争中性原则，将会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重要起点，也是主要突破口，将会持续酝酿和深化，我们期待2019年能够有实质性的进展。